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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三孔布的再認識 祖錢范證史之二
文: 雁山泉聲
先摘錄幾段描述“三孔布”的相關(guān)文字。
三孔布以其首部與兩足各有一圓形穿孔,故名之。因存世稀少且文字瑰麗奇異而格外受人矚目。有泉書認為它“是三晉布幣中最稀少的一種”。而且大多流失在海外,國內(nèi)留存極罕。
三孔布是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首次在錢體上記鑄地、記重量的錢幣。它的銘文,均以地名命名,無有例外者。目前發(fā)現(xiàn)的“三孔布”的地名有:妬邑、陽湔、牟、鄣、相、戲、武陽、平臺、上艾、文雁鄉(xiāng)、上尃、下尃、中人、顧、靈壽、房子、高邑、扶柳、石邑、肥、封龍、元氏、昌城、宋子、下曲陽、昔陽、北九門、東垣、宜安、寧葭、井陘塞、番吾、權(quán)、南行唐、曲陽、左人、無終、陽澤、建邑等大約四十余種。
秦以前的鑄幣,是用泥范鑄的,一范只鑄造一鎰,所以鑄出的錢,枚枚不同,輕重也相差較大。因為“三孔布”上的文字是當年工匠用竹簽在泥模上寫的,所以有人以為,“三孔布”的文字筆劃必須體現(xiàn)出“輕重緩急”、“起筆粗,收筆細”的特點。
上述三段文字都把“三孔布”說得很神秘。仔細想想,這三點都與錢范有關(guān):因為先秦是用泥范鑄幣的,所以鑄量就不多,留存世間的極罕,自然珍貴異常。也因為秦以前的鑄幣,是用泥范鑄的,連文字都是當年工匠用竹簽在泥模上寫的(那工匠的能耐,絕對超過書法家了),所以枚枚不同,文字瑰麗奇異。如今我們拿出金屬錢范,來證明先秦時期已經(jīng)在使用“金 屬范鑄”工藝,而不是專用“泥范鑄幣”的,那么,以上兩點就會不攻自破!
在《說錢范》系列文章中,我們已羅列了數(shù)十種先秦金屬錢范,其中“三孔布”金屬錢范就有十五種之多。因此,我們不再重復說明,泉友自會明白。本文需要著重討論的是:三孔布正面錢體上的銘文所記的是否為“鑄地”?我們認為那不是“鑄地”,而是一般的地名符號。
第一:下曲陽和下尃兩個相鄰的地名,不是鑄地。這塊三孔布祖錢范下曲陽和下尃的混合范告訴我們,三孔布下曲陽和下尃,是同一鑄錢局生產(chǎn)的。在中國鑄幣史上,出現(xiàn)過極少數(shù)不同年號的混合錢范,如南朝的景和、永光金屬混合母范(見《說錢范十七》),卻從來沒有出現(xiàn)過銘刻著不同鑄地的混合錢范。
并且,據(jù)專家考證,下曲陽,在今河北省晉縣西;晉縣現(xiàn)已撤縣改市,為晉州市。下尃,在今河北省深縣東;深縣現(xiàn)已撤縣改市,為深州市。晉州市與深州市地處河北省石家莊和衡水之間,兩地相隔僅50公里,即便是戰(zhàn)國時期,人們步行也只是一日的路程。在這樣近的兩地,設(shè)兩個鑄錢局,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的。
第二:祖錢范是鑄錢的最早模范。早期的“三孔布”金屬祖錢范與實首布金屬祖錢范一樣都是“一范二!保▍⒖幢静墩f錢范十四 戰(zhàn)國補史五錢范》)。為了提高工作效率,后期的“三孔布”金屬祖錢范,“一兩型”的攺為“一范三!,而“十二朱型”的攺為“一范四!,或“一范六模”。
無論是“一兩型”的“三孔布”金屬祖錢范,還是“十二朱 型”的“三孔布”金屬祖錢范,它們都是“立式頂注、分流直注”板形范。且這四塊錢范,及下曲陽和下尃的混合范,它們的文字、形式、澆注道等等都高度的一致,絕非偶然。因此,我們認為,它們是屬于同一時期同一鑄錢局制作的祖錢范。
第三:對于“三孔布”錢的鑄主,現(xiàn)在有“中山說”、“趙國說”、“秦國說”三種。(本文不討論鑄主問題)如果“三孔布”錢面文是鑄地的觀點成立的話,那么,四十余種“三孔布”錢,就會有四十多地設(shè)立了四十多個鑄錢局。這,可能嗎?且不說中山這樣的小國,彈丸之地,他做不到;就是趙國,僅有河北南部和北部地區(qū),加上山西部分地區(qū),充其量相當于現(xiàn)在中國的一個省,也絕對無法承受。
那么看看最強大的秦國,又如何呢?
戰(zhàn)國時的秦國,主要區(qū)域在關(guān)中地區(qū),也就是現(xiàn)在的陜西省和甘肅省一帶。直到秦吞并了六國后,秦朝四至:東至海暨朝鮮;西至臨洮、羌中;南至北鄉(xiāng)戶;北據(jù)河為塞,并陰山至遼東。秦朝面積達到330多萬平方公里。
我國歷史上的清朝,鑄錢局最多時也達到四十多個。但清朝的土地面積相當于戰(zhàn)國時秦國的幾十倍。
清朝四至:北接西伯利亞;東北至黑龍江以北的外興安嶺和庫頁島;東臨太平洋,東南到臺灣及附屬島嶼釣魚島和赤尾嶼;南包南海諸;西跨蔥嶺噴赤河;西北達巴勒喀什池北岸;西南到喜馬拉雅山。
我們撇開戰(zhàn)國時期的社會經(jīng)濟、工藝水平、材料來源等等,時代局限的條件不說,單就地域面積算, 戰(zhàn)國時的秦國,應(yīng)設(shè)置的鑄錢局最多二至三個。因此,在這樣一塊小小的土地上設(shè)置40多個鑄錢局,既極不合理,也完全沒有必要。
第四:戰(zhàn)國時期,確實有過正面錢體上的銘文記“鑄地”的事實,比如趙國的“藺”字系列錢(見下圖,藺地,即今山西省呂梁市離石區(qū)以西)。趙國在“藺”生產(chǎn)了多種錢幣,可見“藺”字銘文確實是記“鑄地”。但,三孔布正面銘文的情況與它完全不同。據(jù)說三孔布由圓足布演變而來,而我們至今,既沒有見到“藺”字銘文的三孔布,也沒有見到錢體上鐫有與三孔布銘文相同的其它錢幣。那么,難道鑄造三孔布的“鑄地”,都規(guī)定只許鑄造一種三孔布,且鑄造的數(shù)量又極其有限,還不允許鑄造其它錢幣嗎?所以,稱三孔布正面錢體上的銘文為“ 鑄地 ”,無論如何是不能自圓其說的。藺地 所鑄的系列錢幣。藺,即今山西省呂梁市離石區(qū)以西。
第五:鑄幣,歷朝歷代統(tǒng)治者都視為“國之大事”,鑄地的設(shè)置更是慎之又慎。中山、趙、秦,無論那一國的國君,絕不會拿鑄幣開玩笑,到處設(shè)局,遍地開花,將四十多種三孔布分配給四十多個鑄錢局去鑄,這不是天大的笑話嗎?!
綜上所述,三孔布錢由金屬錢范鑄制而成,它正面錢體上的銘文所記并非“鑄地”,而是一般的地名符號。正如現(xiàn)在上海市區(qū)的街道名稱,與全國各地的行政區(qū)域沒有一點關(guān)系!
在祖國大建設(shè)、大開發(fā)的背景下,三孔布的種種實物陸續(xù)現(xiàn)身。我們不能囿于前人的結(jié)論,必須面對現(xiàn)實,以科學的態(tài)度重新審視三孔布,認識三孔布。
錢幣收藏、更加地講究 以物證史。